選擇生活 還是選擇工作？

來 源：未知發表日期：2016-12-08

　　在現實之中，人更務實的決策應該是在認識并且愿意承擔后果的基礎上，要么選擇工作多一些，要么選擇生活多一些。

　　工作與生活之間如何平衡，是現代都市人的哈姆雷特之問，它可能是一個連中學生也會厭倦的作文題目，但又可能是一個退休老人也無法給出答案的人生課題。之所以如此，原因倒也簡單，我們誰不知道工作與生活應該平衡呢，但在現實的壓力之下，更多時候我們只能無可奈何地說：臣妾做不到。

　　選擇像鴕鳥一樣逃避問題，或者干脆隨波逐流，是我們面對這種問題的最簡單方法。當然，如果能在微信或者微博上偶然遇到一碗略有治愈療效的心靈雞湯，我們十有八九還是會一口飲下，并且以轉發相告快速結束一個療程。例如，Ted上就曾經有一個極其火爆的關于如何做好生活與工作平衡的演講，它告誡我們說，雖然工作這種事兒本身會侵占你太多的時間，但畢竟沒有工作就無法養活家人，所以呢，你還是多多抓住身邊的每個瞬間，從小事做起就好了。

　　對于喝慣雞湯的人而言，傳奇企業家、通用電器前首席執行官杰克•韋爾奇對此問題的看法倒是既干脆又實在。他說，與其說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不如說要在工作和生活之間作出選擇。這是因為，如果說平衡，則意味著人需要將工作和生活兩者放在大致相等、各占一半的位置，但實際上這種對半分的情況多半都是假象。在現實之中，人更務實的決策應該是在認識并且愿意承擔后果的基礎上，在這兩者之間作出選擇——要么選擇工作多一些，要么選擇生活多一些。

　　說得再直白或者簡單一點，由于價值觀存在差異，現實世界的每個人對工作和生活的理解與看重程度其實非常不同。有的人天生熱愛事業，愿意花更多的時間去解決問題甚至是改造世界，他們也能從中獲得成就感與人生的樂趣。與之相對，有的人則更愿意享受生活，把更多的時間和經歷放在培養愛好或者陪伴家人上。這些有不同價值觀的人，在如何作出選擇以及如何承擔選擇后果等方面，顯然不盡相同，而我們相應也不能認為那些愿意把80%的時間放在工作上就是錯誤的、不正常的，也不能認為那些只愿意花20%工作的人有問題。當然，正如杰克•韋爾奇所言，如果僅僅從職場的角度看，愿意花20%的時間在工作上的人顯然不可能和那些工作狂獲得一樣的晉升與發展機會，而這就是每一個作出不同選擇的人所需要承擔的后果。

　　工作與生活的平衡關系其實是商業管理界的一個長盛不衰的研究主題，有不少學者或管理者在此方面提出理論，獻計獻策。例如，沃頓商學院的教授斯圖爾特•弗里德曼就曾經提出“贏在四方”的全方位領導力理論。他指出，通過目標設置和聯動，人其實可以很好地平衡在工作、個人、家庭以及社區中的角色。他舉例說，一個人通過花時間鍛煉健身，既可以增強個人體質，也能夠改進工作表現和在家庭中的表現。不過從個人角度而言，這種學術上的建議其實很難在現實中落地，反倒是杰克•韋爾奇這種尊重個人選擇并要求個人承擔后果的說法更符合實際，更具可行性。

　　當然，韋爾奇同時也提出言行一致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對工作和生活做出的選擇，必須是出自你個人的本心，符合個人的價值觀。這樣的選擇既會讓自己心安理得，也會讓外界社會對你無法品頭論足。在這一點上，韋爾奇和哈佛商學院的教授克里斯坦森不謀而合，后者曾經在名為《如何衡量你的人生》一文中提出，其實不論人生與商業，最重要的是確定你的目標是什么，然后要按照你的目標去配置資源，分配時間，只有如此，你的人生才會幸福。

　　當然，對于現實中的普通人而已，要做到遵從內心，其實一點也不比在工作和生活中作出選擇要簡單。比如我們這些受困于高昂房價以及高昂兒童教育費用的中產階級，的確有不少是主動選擇了工作，也愿意承擔這種選擇所帶來的后果。然而，如果說我們做到了遵從內心，那恐怕又是在自欺欺人了。

　　即便知易行難，杰克•韋爾奇對工作和生活的論述，仍足以讓我們有些許釋懷，畢竟這比那些時不時地逃離北上廣，去大理麗江開客棧之類的文字，更加具有說服力。僅僅這一點，足以讓這本由他和蘇西•韋爾奇合著的《商業的本質》成為本年度的最值得閱讀的商業管理出版物之一。當然，除了工作和生活，這本書還用簡潔的筆法討論了管理、員工以及領導力等多個有趣的話題，與10年前那本大熱的《贏》相比，這本看起來更簡單的書實際上包含了不少這位杰出管理者在新時代的思考。在這個時代，我們很難把誰說的話當成真理了，但就像工作和生活的選擇問題，韋爾奇至少可以給我們增加一些相關的思考角度。

　　如何處理工作和生活，在很多商業管理著作里，都被算是自我管理的一個案例。這當然無可厚非，但是也的確不全面。從家庭角度出發，人對工作與生活的抉擇絕非個人問題，起碼他要考慮家人的感受以及整個家庭的經濟負擔。喬布斯在早年醉心事業，卻忽略了自己的私生女兒，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反例。當然在人生的后半程，他反思了這個問題，對工作和生活作出了新的抉擇。

　　另外，從企業的角度上看，其實雇主有義務幫助員工，讓其在工作和生活的選擇上有更多的自由，如此雇員才有更充分的精力為公司工作。從社會的角度看，國家的福利制度其實也是降低工作與生活矛盾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筆者在今年去過的挪威，那里的國民一年有三個星期的法定假日，因此也就在工作和生活之中有了更自由的選擇余地。當然，路漫漫其修遠，在中國目前的階段，或許事業有成的企業家可以稍微有更多的選擇余地，但大多數的上班族可能還需要繼續在有限的選擇中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