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幸福課》

　　漁民慵懶地躺在海灘上享受著陽光。小漁船也擱淺在沙灘上。

　　來海島度假的企業家對漁民說，如果我是你，我就會天天下海，打很多的魚，然后把魚賣掉， 用賣魚的錢投資擴大再生產，最后過上幸福的生活。

　　“什么是幸福的生活呢?”漁民問企業家。

　　“就像我這樣，可以來海邊曬太陽啊!”企業家回答。

　　“那我早就過上幸福生活了!”漁民滿足地說。

　　這只是個故事，卻是一個讓人不得不思考的故事。首先，常理告訴我們富人比窮人更幸福，不然人們為什么都去追求物質財富呢?另外，常理又告訴我們，許多痛苦是難以忍受的，比如，失去自己心愛的人、失去工作、淪為乞丐等。

　　可是，丹尼爾·吉爾伯特卻在《哈佛幸福課》一書中明確地告訴我們：幸福與否是人的心理感受，與每個人所擁有的物質財富無關;我們之所以把兩者混為一談，是因為我們混淆了人類的基本物質需求與人類的基本精神需求;失去親人、失去工作的痛苦并不像我們認為的那樣難以撫平。而伴隨我們終生最關鍵的問題是：我們現在的態度是否樂觀。

　　作為心理學家，丹尼爾·吉爾伯特還打破了我們認為天經地義、習以為常的許多“常理”，同時又從哲學和心理學的層面深入淺出地把大腦、思維、想象、幸福感等最新研究成果一一展現在我們眼前。全書通篇都是故事、案例甚至是作者本人的親身經歷，使我們從日常的瑣碎事務中體會到了把握幸福這個大命題的神圣性和可操作性。

　　比如，丹尼爾·吉爾伯特開宗明義地宣稱，人類與其他動物的根本區別在于人類可以預見未來，因此，人類也就有了其他動物所沒有的幸福感。但是，人類對未來的預測只是個想象的過程，這個過程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既離不開每個人過去或現在對外界的感知，又離不開大腦情感中樞的影響，因此是個復雜的過程。

　　到底什么是幸福?幸福是歸宿還是手段?怎樣才能得到幸福?改變自己的思維方式會不會給自己帶來更多的幸福?

　　應該說，過去我們評價我國經濟發展的時候，更多關注的是國內生產總值等硬數據， 而很少關注人民大眾的切身感受等軟數據。缺少對人的直接感受，如對幸福指數等軟指標的關注，就會常常發生我們不愿意看到的“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現象。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我們不但關注經濟硬指標，更要關注幸福指數軟指標，并把它和經濟硬指標掛鉤，互相促進，協調發展。說到底，經濟發展的最后目標是讓人民過上好日子，而日子過得好不好其實是“個人的感覺”!

　　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非常關注“幸福指數”這一軟指標。美國聯邦政府和英國內閣都撥巨資成立專門的研究機構，聘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等專家坐陣，籌劃設立衡量人的幸福感的指標，使它與國內生產總值一樣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發展水平的標準。

　　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也許 “幸福指數”還會改變人們對經濟增長指標的看法。比如美國的研究發現，近幾十年來美國經濟的顯著增長并沒有讓人們覺得比以往更幸福。于是美國有人提出，如果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不能讓人們更幸福，政府為什么還要致力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呢?“幸福經濟”一下子成了經濟學家和政府的熱門話題。

　　蓋洛普從1994年起開始在中國進行全國性的消費行為和態度調查。數據說明，中國消費者的總體滿意度(相當于幸福指數)在過去10年內呈先升后降的趨勢：按100分為滿分，1994年的幸福指數為69分;1997年最高，達到71分;10年后的2004年的指數卻降到了67分。蓋洛普的數據還表明，20世紀90年代有一段時間，中國農民的幸福指數高于城里人。

　　我認為，中國人的滿意度數據至少說明兩個問題：首先，人們的幸福指數并不是隨物質生活的改善而同步改善的。我們在注重創造物質文明的同時一定要創造精神生活，僅用國內生產總值衡量經濟發展的水平是不充分的;其次，我們國家軟實力的發展滯后于硬實力的發展。要構建和諧的、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有賴于包括“弱勢群體”在內的各個階層的幸福指數的提高。

　　在人類跨進科技高度發達、生產力空前提高的今天，當我們透支了我們的青春、我們的環境和我們的資源后，問問自己，我們比以前幸福了嗎?很不幸的是，我們的回答很可能是否定的：我們可能并沒有找到幸福，或者我們不知道應該怎樣找尋我們的幸福。

　　丹尼爾·吉爾伯特也許不能保證我們每一個人從此過上幸福的生活，至少，他告訴我們，幸福的種子就在我們每一個人的頭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