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改增”后，增值稅率也要改

來 源：財經國家新聞網發表日期：2015-05-15

    我國“營改增”已步入收官之年。伴隨著營改增行業擴圍接近尾聲，營業稅即將退出歷史舞臺，增值稅一系列新的改革舉措則將拉開序幕。增值稅稅率簡化便是其中一項。

　　目前，我國“營改增”過程中形成的增值稅稅率有5檔，征收率多檔。稅率分別為17%、13%、11%、6%和零稅率；征收率為3%和4%等。

　　原增值稅納稅人使用17%和13%兩類稅率，納入營改增改革范圍的納稅人使用11%和6%兩檔稅率（有形動產租賃適用17%稅率除外），商品出口適用零稅率，服務和勞務出口適用零稅率或免稅。

　　小規模納稅人或適用簡易計稅方法的增稅一般納稅人，多適用3%的征收率。此外，諸如小水電等部分商品適用6%的征收率，小規模納稅人銷售自己使用過的固定資產，則按照4%的稅率減半征收。

　　因此，我國已形成了增值稅多檔稅率并存的格局。盡管多檔稅率并存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隨時間推移和改革深化，其弊端也越發凸現出來。因此，需要盡快研究制定簡化稅率的改革方案，并設計相應的實施路徑。

　　增值稅多檔稅率弊端凸現

　　第一，多檔稅率難以充分發揮增值稅中性特點，阻礙市場機制配置資源作用的發揮。單一稅率或稅率簡化是發揮增值稅中性特點、進而盡可能減少對資源配置產生影響的必要前提。

　　多檔稅率并存意味著不同商品和服務適用不同稅率，對價格產生的影響程度不同，進而改變了商品和服務之間的比價，影響生產者與消費者決策，并相應地對資源配置產生影響。

　　此外，多檔稅率的存在，也會導致納稅主體為適用低稅率，人為地拆分或合并納稅主體，對產業分工和融合產生不必要的干預，進而影響市場配置資源作用的發揮。

　　第二，多檔稅率會導致同業不同策，扭曲市場競爭。科技進步使經濟主體行為異常復雜，業態呈現多元化，行業邊界經常難以界定。在這種情況下，人為將不同商品或服務劃歸某行業而適用不同稅率，必然會讓那些行業邊界不太清晰、處于“中間地帶”的商品或勞務，其適用稅率難以明確，從而有可能出現同業不同策的情況，進而扭曲市場公平。

　　以快遞業為例，該行業兼具交通運輸和物流輔助業特點，但也表現出自身獨有的特性，比如包括了攬收、分揀、運輸、派送四個環節。其中運輸環節具有交通運輸業的特點，分揀具有物流倉儲和物流輔助特點，收攬派送又與運輸和倉儲完全不同，是典型郵政寄遞服務的標志，四個環節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

　　在實踐中，分揀和運輸業務往往合二為一，由同一個納稅主體承擔，而收攬和派送分屬不同納稅主體。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郵政快遞業適用6%稅率，交通運輸業適用11%稅率，則會使得承擔分揀功能的快遞業納稅主體具有適用6%和11%兩檔稅率的可能性，從而導致同業不同策。

　　第三，多檔稅率增加了征管成本和難度，為設租和尋租提供空間。在存在多檔稅率的情況下，必然要求征管人員清晰了解納稅人經營業務及行業分類，據此設定納稅人適用稅率。由于諸多納稅主體同時兼營多種業務，稅務部門要分別稽查，導致征納成本雙倍增加。

　　更為重要的是，多檔稅率為政策執行帶來了空間和彈性，成為腐敗的“溫床”。多檔稅率也會導致納稅主體無法專心生產經營，將心思和精力放在與稅務部門“搞好關系”以適用低稅率減輕稅負，從而對淡化“關系”的企業形成稅負不公，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第四，多檔稅率并存會延滯營改增擴圍進程。從減輕行業稅負的角度看，適用6%的低稅率是行業最優選擇，因此自改革啟動以來，無論是行業主管部門還是經營主體，都紛紛向國務院等主管部門提出改革且適用低稅率的訴求。

　　如果不考慮稅率因素，因增值稅可以消除重復征稅、促進產業分工和融合，諸多生產性行業愿意營改增。但在攀比心理下，改革在稅率博弈上形成內耗，延滯了行業擴圍進程。

　　增值稅稅率的理想模式

　　目前，增值稅稅率檔次過多，且差距較大，從17%到6%甚至更低，因此增稅稅率簡化的改革難度較大。

　　筆者認為，我國增值稅稅率的理想模式為“1檔基本稅率”+“1檔優惠稅率”。稅率水平應比目前有所下調，基本稅率設定為11%13%，優惠稅率設定為5%6%為宜。其中，基本稅率適用于絕大部分商品和服務，優惠稅率則適用于與生活必需品、農業生產相關的商品或服務。

　　為何這樣設定是理想模式？

　　首先，從理論上來看，增值稅單一稅率是最理想的稅率格局，但從另外一方面看，增值稅的比例又使其具有稅負承擔上的累退性特征。許多國家都對諸多基本生活用品適用低稅率，以弱化其累退性。例如一些國家對租賃居住房、食品、醫療、童裝、書籍雜志、公共交通等領域實施優惠稅率。

　　第二，適度降低增值稅基本稅率，可降低我國間接稅比例，從而為提供直接稅及其他間接稅稅負預留空間。

　　近年來，我國間接稅占稅收收入比例高達70%左右，弱化了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明確提出：“提高直接稅占比”，同時要求“穩定宏觀稅負”。所以，在保證宏觀稅負穩定的前提下，必須調整間接稅和直接稅占比結構。

　　增值稅是我國收入規模最大的稅種，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例超過40%，因此降低增值稅基本稅率，可有效降低間接稅收入規模，進而為直接稅占比提高預留空間。

　　第三，增值稅基本稅率設定在11%到13%的水平，不會導致大幅減收。以2012年國內增值稅收入2.6萬億元為例，據筆者計算，在名義基本稅率調整至13%，且營改增全部到位后，2012年增值稅減稅規模大約為0.6萬億元，占當年兩稅收入的比例為15%，占當年全部稅收收入的比例為6%左右。減稅規模尚在可接受范圍之內。

　　簡化路徑宜小步快跑

　　上述稅率簡化方案可以采取小步快跑、非同步調整、提前發布的方式予以穩步推進。

　　小步快跑是指稅率按照每年增加或降低1%2%的方式，逐步過渡到理想的基本稅率或優惠稅率。這樣做的好處是對經濟社會的沖擊較小。因為增值稅對物價、財政收入以及企業現金流都有重要影響，小步快跑的方式可有效減緩這些影響，給社會各方準備預留調整時間。

　　非同步調整是指稅率升降不同時進行，或先將高稅率降下來，而后將低稅率提上去；或先將低稅率提上來，再將高稅率降下去。

　　稅率同步升降的話，會帶來生產性服務業的銷項稅額增加、進項稅額減少，從而對生產性服務業的影響是雙重的，短期內會造成企業稅負陡增，對企業現金流的影響也較大。

　　先降后升是指首先將商品類增值稅基本稅率從目前的17%降至11%13%，同時將適用13%的稅率降至5%6%。之后，再將現在適用11%和6%低稅率的行業，逐步提高至11%13%。這種做法阻力較小、對物價影響較小，但財政減收的壓力較大。

　　反之，先升后降對生產性服務業影響較大，對物價上漲的影響較大，但對財政減收的額壓力則相對降低。

　　至于選擇先升后降還是先降后升的實施路徑，可綜合考慮其他稅制改革情況，如同時進行消費稅或資源稅配套改革，可選取先降后升的方式；如果是增值稅稅率簡化改革單項推進，則可以考慮采用先升后降的改革路徑。

　　政策提前發布是指稅率簡化政策發布與實施之間，預留一定時間，便于納稅人調整其營銷策略。

　　增值稅對價格有重要影響，納稅人生產銷售合同往往需要提前簽訂。如果不提前發布，則會使得增值稅稅負難以通過價格調整的方式轉嫁稅負，從而給企業經營帶來不利影響。提前發布可增強納稅人的政策預期，提前做好應對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