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深圳何以超上海

來 源：國際金融報發表日期：2014-04-03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通過兩項獨立數據源——城市特征指標和網上調查問卷反饋，對全球83座金融中心進行介紹、評分與排名。

　　2007年3月，英國商業智囊機構Z/Yen集團首次公布GFCI調查結果，之后每6個月更新一次。

　　2014年3月，第15期調查結果GFCI 15問世。深圳成為亞洲地區評分和排名上升幅度最明顯的城市，一舉超越上海位居榜單第18位，上海名列第20位。　

　　“打擊共分為兩種，一種使人成長，另一種毫無用處。”這是最近大熱美劇《紙牌屋》中Francis Underwood的臺詞。回到現實中，這句話不僅適用于本次從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榜首跌落的倫敦，也同樣適用于最近兩年花了大力氣，卻被深圳一舉超越的上海。

　　在今年3月公布的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榜單中，深圳憑借37分的分數增幅，從原本的第27位一躍來到第18位，盡管上海得分也有5分的增加，但排位卻下滑4位，跌至全球第20位，并跌出了亞太地區前4位。盡管千分制評分體系中2分的分差并不足以分出孰優孰劣，但深圳的迅猛增長卻依然值得關注。

　　深圳新為軟件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袁紅兵對深圳的評價非常直接：“我覺得深圳的優勢其實就兩樣，一是政策、二是香港。”

　　“原先在廣州和深圳之間也有過猶豫，后來了解到深圳對高新技術企業有增值稅和所得稅方面的優惠，況且早期像華為、中興這些創新企業已經在深圳做出了成績，再加上深圳畢竟和香港相連，所以最終還是選擇了深圳。”袁紅兵坦言。

　　如今正緊鑼密鼓籌劃新為IPO事宜的袁紅兵，對將來通過香港對外進一步推廣業務也是信心滿滿。

　　深圳：前海優勢明顯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說：“前幾年一直有這么一個疑問，稅收政策對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到底起不起關鍵作用，后來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倫敦的個人稅負非常高，但這并不影響它在全球金融中心數一數二的地位。”

　　孫立堅認為，比起稅收的優惠，一個城市金融服務環境與便利性才是真正的關鍵所在，而深圳的的發展正是得益于深圳開放的力度與金融服務的便利性優勢。上海在構建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自貿區的進程中對于稅收政策給予了一定的關注，盡管優惠的稅收政策能夠促使一批企業前來入駐，但真正吸引外資企業的更應該是金融服務環境的便利。

　　“作為企業來說，首要關心的倒不是稅負高出多少，而是一筆交易能不能迅速地完成。如果一個城市的環境糟糕，耽誤了交易時機，造成的損失比稅收可要大得多。”孫立堅表示。

　　實際上，深圳打的就是“香港牌”。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國家給予的特權，而深圳很好地利用了這一體制外的優勢，獲得發展實則無可厚非。與深圳甚至香港不同的是，上海處于國家體制層層包裹之中，地方上任何金融的業務開放都不是由上海市政府來決定，而是由一行三會統籌。

　　“但我并不認為前海會走得更遠。”孫立堅對深圳的進一步發展并不樂觀，“深圳能不能在開放的同時建立好風控系統很關鍵，很多地方的開放最后走進死胡同，都是由于推進開放速度過快導致的。這樣的城市在經濟大環境沒有受到沖擊時絲毫看不出風險的跡象，但通常在經濟體制發生重大調整時，無法保全自身。”

　　對此，袁紅兵深有同感，“2009年，金融危機逐漸退卻，企業經營成本明顯上升，我們客戶的營運能力又還是老樣子，看到不少行業都出現了虧損。那個時候覺得成本又高、市場前景也不明確，公司原本還在上升期，我們卻都很悲觀。”

　　上海：“穩中求進”

　　國家對前海經濟的包容度已經決定了，上海無法復制香港或是深圳的發展模式，政策的開放程度決定了上海能夠走多遠。最近兩年里，上海針對國家擔心的問題做了積極調研，對上海來說，今后如何能和前海提供一個差異化的金融服務是重要的發展方向。

　　廣東金融學院院長陸磊認為上海“不合適也不應該”去走香港發展的老路。“晚來的如何做得過先來的？尤其是對原先已經在香港開展業務的企業，上海對它們的吸引力并不大。上海自貿區掛牌半年來，在進出口貿易和外資引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從目前看來，開放的力度還需加大。”

　　孫立堅去年在香港考察訪問時，香港方面的專家曾向他表示香港對上海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崛起的擔憂。“他們最怕的就是我們的金融做滲透性，不是自貿區賬戶的管制，而是自貿區賬戶在一定程度上的流轉互通，到時候國內13億人的大市場和龐大的資金量，又豈是香港可以比的。”

　　孫立堅認為，如果說深圳的優勢是背靠香港，那么上海的優勢就是背靠內地，一旦國家能夠給予更多的制度紅利，上海的競爭力就將進一步加強。

　　一家從事進出口貿易的私營企業業務部經理徐女士扎根上海已經超過了十年。在被問及過去兩年上海的發展是否對公司造成影響時，徐女士表示：“我們公司做出口貿易比較多，所以相比之下，國外經濟對公司業務的影響更加直接。近兩年最大的感受是現在對外貿易的手續簡化了不少。”

　　徐女士告訴記者，以前上海對出口業務的管制非常嚴格，辦事人員必須先去外管局領取單據，每張單據上都有一個惟一的編碼，只有輸入正確編碼才能完成報關，但現在已經不需要了，究其原因還是國家對外資和外幣控制有所放寬。“上海雖然沒有大刀闊斧的貿易政策改革，但卻是真真正正給處理、操作業務的人帶來了便利。”

　　前景：上海更為耀眼

　　盡管上海在本次全球金融中心總榜單中下滑至第20位，但在網上問卷調查環節“接下來三年會越來越重要的金融中心”排名中，上海列在了全球第5位。

　　深圳證券交易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主管也表示：“深圳利用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走的是一條不同于上海的路，短期內的收益會很明顯，但二者相較之下，我其實更看好上海。比起一味追求快速出成績，回過頭再來承擔成長的陣痛，上海如今的發展步伐雖不算快，但卻更加適宜，上海比深圳的人才優勢更大，所以并不需要擔心。”

　　上述主管認為，在全球如此不穩定的環境中能“穩中求進”，采取謹慎的發展模式，正是國家需要上海選擇的一條發展之路。

　　最近，全球最大的貨幣經紀商英國毅聯匯業CEO Michael Spencer在上海接受了《國際金融報》的獨家專訪，Spencer對上海未來的發展給予了很高的期待：“上海勢必將成為全球范圍內非常重要的金融中心，盡管目前從全球來說，上海不太重要，但我相信十年之內，上海會用行動證明自己的重要性。”

　　Spencer認為，上海與香港相比，最大的優勢在于有著強大的國內本土產業支持，無論在銀行業、制造業、進出口貿易業都有著國內其他城市無法比擬的規模和資源，而這也正是他選擇將毅聯匯業的業務帶到上海的原因。“紐約是美國的金融中心，盡管它并不是首都，但本身的資源優勢使它成為了美國，甚至是世界范圍內最重要的城市。而我認為上海也將是這樣，它盡管不是首都，但卻有著首都沒有的東西。”

　　孫立堅則將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設歸納為“三位一體”，并進行了形象的表述：“首先我們要把市場平臺做強，第二個是要把人才做強，第三個就是要把產品創新做強，這就相當于舞臺、演員和道具，只有這樣才能演一出好戲。分階段來看，中國金融的崛起第一步應該是金融業務的實力成為世界一流，然后平臺產生集聚效應，最后才是競爭力評價逐步提高，這樣就離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