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創辦的王安電腦公司，一度讓IBM畏懼。王安也一度成為美國第五大富豪。不過，在選擇接班人問題上，王安并沒有像美國人那樣，而是典型的傳統中國人思維，他選擇了兒子王烈接班。

因為父子的剛愎自用和自我封閉，當初跟隨王安創業的元老紛紛離去，元氣大傷。王烈則無法重組精干的管理團隊。雪上加霜的是，王烈能力平平，執掌企業后失誤頻頻，由他帶領的王安電腦公司一敗涂地。僅僅接班一兩年，王安電腦迅速進入巨虧狀態。1989年9月，病危之中的王安，不得不親自宣布王烈辭職，另請高明。1990年王安去世后，王安電腦申請破產保護。

1989年8月4日，王安電腦公司各負責人齊聚創始人王安位于美國馬薩諸塞州林肯市的家中。他們在等待王安作出一個大決定。

年屆七十的王安拖著深受癌癥折磨的身體痛苦地宣布：撤換兒子王烈董事長職務，外聘人才擔任。

王安電腦公司家族企業夢碎二代。宣布完這個決定半年后，王安在馬薩諸塞州總醫院去世。兩年后，公司申請破產保護。

就在1986年，王安剛剛認命自己的兒子王烈出任公司總裁。“他是我的兒子，他能夠勝任。”王安不顧公司董事和高管的反對，他要把自己一手創辦的企業牢牢掌控在家族手里。

這位到美國闖天下的華人企業家，一度打造出能與IBM這樣的行業巨頭分庭抗爭的電腦公司，并執掌大權近40年。在鼎盛時期，他的電腦公司年收入達30億美元，員工達3萬多人，他本人也以20億美元的個人財富成為美國第五大富豪。比爾·蓋茨曾說，如果王安公司沒有隕落，世界上可能就沒有今日的微軟公司，“我可能就在某個地方成了一位數學家，或一位律師。”

然而，由于王安獨裁式的治理，不主動接受變革，接班人選擇失誤，王安公司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有人評價他的公司，不像現代企業，而是“一個傳統的中國家庭”，“他是父親，他知道一切，他讓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王安的事業，在美國波士頓一間實驗室里起步。這間實驗室也就是后來王安電腦公司早期的辦公室。

在這里，王安和他的工作團隊研制出了卡片辨認機、自動打字機、無線電打字印刷機等。1960年代，王安電腦公司一款新式的對數計算器問世，甫一投產，整個公司當年的計算器銷售額就達到上一年度的8倍，王安公司的股票也于那一年上市。以每股12.5美元的股價上市竟以每股40.5美元收盤，幾乎是在一日之間，王安家族成為了擁有賬面財富達5000萬美元的富豪。

1975年，王安公司又推出了世界上第一臺具有編輯、檢索功能的文字處理機。這款文字處理機可在屏幕上直接顯示文字，用鍵盤快速修改文稿，這使得當時美國坐辦公室的文員們得到了一次大解放。過去，他們被束縛在數十年未更新、價值僅幾百美元的打字機前，工作任務繁重卻效率低下，時常叫苦不迭。

這款文字處理機從白宮到企業、到機構辦公室廣受歡迎，幾乎引發了一場辦公室革命。據當時的媒體報道，當時正在醫院接受治療的IBM掌門人小托馬斯·沃森從報紙上看到這一消息后，大聲斥責身邊的人，“怎么會這樣！為什么不早告訴我！”說罷當場昏了過去。

 

王安沒有想到，在他的電腦公司日益壯大的同時，一場行業內的新變革正在興起，個人電腦正在成為行業的新趨勢。

1979年，王安電腦公司副總裁蓋利諾向王安建議研制個人電腦，王安卻不屑地一笑：“搞個人電腦，聞所未聞的荒唐事！”

這一勢頭卻被IBM等王安的競爭對手們迎頭趕上了。IBM不僅在PC上投入大量研發，而且開放相應的技術標準，使大量的PC兼容機廠商蓬勃興起。這些PC兼容機廠商事實上與IBM形成了一個有力的聯合體，不僅刺激了自身研發出能與IBMPC兼容的應用軟件，而且很好地促進了IBMPC的銷售。

1980年代全美計算機行業發展的數據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這一趨勢。1985年，計算機行業的年增長率為20%，到1989年卻降至5%。彼時，在行業引領和個體選擇的雙重作用下，客戶們的興趣已完全轉移至個人電腦了，王安公司的文字處理機幾近要被擠出市場。

王安不得已開始研發個人電腦，并于幾周后問世。然而，王安公司的個人電腦有一個致命的弱點：不能與IBM軟件兼容。

是轉而開發與IBM兼容的開放型個人電腦，還是繼續研制自己系列的個人電腦以及相應軟件，王安選擇了后者。這位自信的領導者堅信，公司向來以個人產品站穩市場，更關鍵的是，客戶一旦購買了你的硬件，就必須購買你的軟件，這應該能為公司帶來更多的利潤。

三年后，IBMPC已可以運行100多種軟件，王安的個人電腦卻沒有任何一種其他軟件可與之運行。

當時一位業內人士評價王安公司：“他們失敗于沒有接受開放系統，而他們一旦開始著手，又落后太多。”果不其然，當王安公司決定生產與IBM相匹配的個人電腦時，IBMPC標準已成為了事實上整個行業的工業標準。

1984年2月間，王安曾在美國各大商業報紙上連續多期登載一則自己公司的廣告：“請讓我們試一試，我們就會在閣下的訂單上把IBM一風吹走！”到1990年代，人們卻再也聽不到王安公司要趕超IBM的豪言壯語了。

使王安作出“不與IBMPC兼容”這一公司運營策略的背后，有著中國傳統文化觀念根深蒂固的影響，也與王安早年的經歷有關。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濃厚的家國觀念和對威權的崇拜。這在王安身上突出表現在其強烈的民族自尊心、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觀念和獨裁式的公司治理。

王安出生于1920年，祖籍江蘇昆山，生于上海，少年時期在家鄉昆山度過。16歲那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國立交通大學，并在畢業后留校任教數年。從王安早年的照片來看，青年時期的王安略帶羞澀，眉宇昂揚。這位接受中國傳統教育長大的年輕人少年得志，舉手投足間透著股自信。1945年，他作為中國高級工程技術人員被派往美國深造，同年進入哈佛大學學習。

在哈佛大學求學期間，有一件事強烈地刺激了他的自尊心。初入異國他鄉，王安血液中的東方傳統文化因子，似乎是從那一刻起被復蘇。

根據資料記載，當時王安想去IBM找一份實習工作。面試官在得知自己的華人身份后，輕蔑地說：“IBM是美國一流的企業，我們搞的是高科技，我看你，還是到哪個汽車修理廠去碰碰運氣吧!”

這番話讓王安感到受了侮辱，也驅動了他要在美國的土地上成立自己的電腦公司的夢想。獲得博士學位后不久，王安發明了“磁芯存儲器”。他將這項發明申請了專利，后又將專利轉讓，終于獲得了創業的第一桶金。

王安成立了自己的電腦公司。公司的名字很特別，英文是wang laboratories，直譯成中文叫“王安實驗室”—他用自己的中文名字為這家位于美國的公司命名。王安在1980年代寫過一本自傳，他這樣解釋公司名字的由來：“我之所以利用我的姓名作為公司的名稱，一方面是由于在那時我的期望是，我就是公司，告訴人們這是獨家經營的。”

在王安獨裁式的強人統治下，他的電腦公司發明創新不斷。鼎盛時期，王安麾下人才濟濟，有被稱為“三劍客”的考布勞、斯加爾、考爾科，他們的研發創造為公司帶來幾十億美元利潤。后來成為思科CEO的錢伯斯當時也在王安公司任職，卻只是一名地區公司的負責人。

1986年，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王安，鄧握著王安的手贊賞地說：“你在美國很出名，現在是家大業大。這可是你自己奮斗出來的??！”

王安公司從那一年起卻由盛轉衰。然而，就在王安公司申請了破產保護后，仍有很多中國人善意地關注著王安公司的動向，期待它東山再起。

在公司治理方式上，王安的思維深受中國傳統觀念影響。“因為我是公司的創始人，我要保持我對公司的完全控制權，使我的子女能有機會證明他們有經營公司的能力。”在談及公司未來管理方式時，王安如是說。

身處日新月異的美國電子行業，王安沒有接受“專家集團控制，聘用優才管理”的現代企業治理模式，而是要延續傳統的中國家庭管理方式。

1980年代初，王安長子王烈被王安指定為公司的繼承人，這使得王安家族外唯一有可能影響王安決策的員工卡寧漢不得不“讓位”離開。當時很多人認為，卡寧漢是能夠引導王安公司邁進21世紀的最佳人選。但他不是王安家族的成員。

卡寧漢離開公司后，王安麾下又有一大批人才流失。“三劍客”之一的考布勞在離任前，與王烈的矛盾已到了白熱化的程度。當時考布勞想做一個新項目，王烈卻把該項目計劃交給三個不同的研發小組來完成，而不是由一個部門負責到底。考布勞氣憤難當，決定辭職。

王安在批準考布勞辭職的同時，要求考布勞最后一次參加公司的全體會。開會當天，考布勞指著王烈激動地說：“是你把事情都給弄糟了，你不是當總經理的合適人選，你做出了很多錯誤的決策，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些什么??”考布勞辭職后，“三劍客”中的其余兩位也于三年內離開了王安公司。

正如考布勞所說，王烈并不是一名優秀的企業管理人員，甚至不是一名優秀的技術人員。王烈在出任總裁三年前曾宣布推出十余種產品，后來卻無一兌現。

1986年，王烈執掌公司。這位公司的第二任總裁同他父親一樣，身上浸潤著中國傳統文化的血液。他從來不在公眾面前反對他的父親，即使他的父親作出了錯誤決策，固守公司發展既有路線，看不清行業發展態勢。

王烈出任總裁后僅一年多時間，王安電腦公司財務急劇惡化，虧損額達4.24億美元。三年內，公司股票下跌了90%。王安不得不抱病復出，主持大局。他作出了一生中最為痛苦的決定，親自宣布免去兒子董事長的職務。

這位曾經創造了東方企業神話的老人試圖為挽救自己的公司作最后的努力。他外聘有拯救瀕危公司成功記錄的前GE總裁愛德華·米勒為公司第三任總裁。

米勒在處理債務方面很有經驗，他的到來有效減少了王安公司的債務總額，并使公司股價有所回升。

但后來的發展證明，這只是回光返照。米勒并沒有使王安公司在這個高速發展的行業中推出新產品—他根本不了解電腦這個行業。

王安電腦公司申請破產保護后，王安電腦連同它創始人的名字越來越銷聲匿跡。今天，當人們大談特談中國電腦業務走向國際時，已很少有人記得，二十多年前，一位叫王安的華人在美國領土上曾締造出一家可以問鼎全球的電腦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