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析兩高司法解釋：降低門檻嚴懲環境污染犯罪

來 源：未知發表日期：2013-06-19

    紫金礦業銅酸水滲漏、霧霾天氣席卷中國、湖南土壤重金屬超標產出“鎘大米”……近年來，我國環境污染事件屢屢發生，人民群眾對改善與保護環境的訴求呼聲漸高。

　　環境污染犯罪侵害了人民群眾的基本生存權利，因此，實現山清水秀美麗中國的最后一道保護屏障——刑事司法手段不能缺位。6月1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司法解釋《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進一步降低環境污染犯罪的入罪門檻，嚴密環境保護刑事法網。

　　三大法律問題急需解決

　　在2013年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上，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坦承我國環境保護形勢依然嚴峻：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大，70%左右的城市不能達到新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一半城市市區地下水污染嚴重，環境風險繼續增加，損害群眾健康的環境問題比較突出。

　　司法是環境保護整體格局的重要環節。為了扭轉嚴峻的環保形勢，有力震懾犯罪，我國先后通過了一系列環境保護法律法規——

　　1997年刑法規定了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非法處置進口的固體廢物罪、擅自進口固體廢物罪、環境監管失職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對刑法規定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作了修改完善，擴大了污染物的范圍，簡化了入罪要件。修改之后，罪名也由原來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調整為“污染環境罪”。

　　6月18日，北京大學資源、能源與環境法研究中心主任汪勁教授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我國環境保護立法不盡完善，一是“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修改為“污染環境罪”后，亟須對相關構成要件作出解釋，以統一法律適用。二是當前重大、惡性環境污染違法犯罪案件時有發生，應當根據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適當降低入罪門檻，以加大打擊力度。三是當前在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中普遍存在取證難、鑒定難、認定難問題，必須研究解決，以提高刑事打擊實效。“要加強環境的法律保護，這三大問題急需解決。”

　　“致超30人中毒”被界定為嚴重污染環境

　　刑法修正案（八）將污染環境罪的入罪要件由原來的“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修改為“嚴重污染環境”。

　　汪勁指出，“嚴重污染環境”不僅包括造成公私財產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實害結果，也包括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處置有害物質使環境受到嚴重污染或破壞的情形。對此，《解釋》明確了14種應當認定為“嚴重污染環境”的情形。

　　“在我國，超標準排污、私設暗管排放有毒物質事件時有發生，將其規制在認定‘嚴重污染環境’的范疇之內，必將對犯罪起到震懾作用。”汪勁說。

　　據了解，《解釋》還對污染環境罪、非法處置進口的固體廢物罪、擅自進口固體廢物罪的結果加重要件“后果特別嚴重”的認定作了明確規定，降低了適用標準。

　　“這些標準明確具體、操作性強，既能體現從嚴打擊環境污染犯罪的立法精神，又能有效解決此類案件辦理中取證難、認定難等實際問題。”江蘇省蘇州市檢察院辦案檢察官于坤祥表示。

　　阻撓環境監督檢查將酌情從重處罰

　　“《解釋》還體現了對環境敏感地區和敏感人群的特殊保護。”汪勁指出，行為人阻撓環境監督檢查或在醫院、學校等人口集中地區排放有毒物質等行為，與一般的環境污染犯罪相比，其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更大，有必要依法予以嚴懲。

　　對此，《解釋》專門規定，實施污染環境等犯罪，具有阻撓環境監督檢查或者突發環境事件調查；在醫院、學校、居民區等人口集中地區及其附近，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有害物質等四種情形之一的，應當酌情從重處罰。

　　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韓耀元表示，《解釋》規定的“環境監督檢查”，是指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機關對環境監督檢查，包括但不限于環保部門，如對水污染的監督檢查可以由水利部門實施，對海洋污染的監督檢查可以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門實施。

　　觸犯多個罪名從一重罪處斷

　　據了解，環境污染犯罪行為可能同時觸犯多個罪名，如違反國家規定，故意排放、傾倒、處置含有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的污染物，實質上是直接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同時觸犯了污染環境罪和投放危險物質罪兩個罪名。

　　為了進一步加大對環境污染犯罪的打擊力度，《解釋》明確規定了“從一重罪處斷”的原則，即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處置含有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的污染物，同時構成污染環境罪、投放危險物質罪等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犯罪定罪處罰。6月1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胡文標、丁月生投放危險物質案就屬于此種情形。

　　規范環境污染鑒定程序

　　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常常涉及污染物認定、損失評估等專門性問題，需要由司法鑒定機構出具鑒定意見。

　　“目前具有環境污染鑒定資質的機構較少、費用昂貴，難以滿足辦案實踐需求。”汪勁表示。

　　為有效解決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過程中的專門性問題，《解釋》明確規定，對案件所涉的環境污染專門性問題難以確定的，由司法鑒定機構出具鑒定意見，或者由國務院環境保護部門指定的機構出具檢驗報告。縣級以上環境保護部門及其所屬監測機構出具的監測數據，經省級以上環境保護部門認可的，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韓耀元解釋道，環保部門的監測數據是認定違規排放行為的第一手證據。如對《解釋》第一條第三項規定的“非法排放含重金屬、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等嚴重危害環境、損害人體健康的污染物超過國家污染物排放標準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法律授權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三倍以上的”情形，可以直接根據環保部門的監測數據作出認定。

　　嚴懲環境監管失職犯罪

　　《解釋》第二條對環境監管失職罪的入罪要件“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造成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的認定標準進行了明確，規定了八種情形。如：致使鄉鎮以上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取水中斷十二小時以上的；致使疏散、轉移群眾五千人以上的；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等。

　　最高人民檢察院一直高度重視依法查處環境監管瀆職犯罪。2011年1月至2012年12月，高檢院開展了嚴肅查辦危害民生、民利瀆職侵權犯罪專項活動，將環境監管瀆職犯罪作為專項工作八個重點查辦的領域之一。在專項工作中，檢察機關嚴肅查處了一批環境監管瀆職犯罪案件。去年1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第二批指導性案例，其中就有崔建國環境監管失職案。

　　環境保護部政法司副司長別濤在回答本報記者提問時表示，環保部門進一步加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嚴防執法人員執法不嚴，以罰代刑。（記者 徐日丹 王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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