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檢察機關內設機構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捕訴一體化改革在推進新時代檢察機關改革方面起著突出作用。許多省市出臺關于捕訴合一的試行辦法，試點工作已經全面鋪開。

 

試點過程中有人擔心，實行捕訴合一會導致逮捕與公訴標準混同，擠壓辯護空間，影響辦案質量等問題。如何正確看待這些問題？今天，《法制日報》記者采訪了最高人民檢察院理論研究所所長謝鵬程。

 

 

記者：檢察機關為什么推行捕訴一體化改革？

 

謝鵬程：20世紀90年代后期，最高檢推行捕訴分離，主要是因為職務犯罪的偵查權、批捕權和起訴權都由檢察機關行使，存在所謂偵捕訴一體，相對普通犯罪的偵查權由公安機關行使，批捕權和起訴權由檢察機關行使這種情況來說，不利于人權保障，缺乏監督制約。

 

隨著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職務犯罪偵查職能基本轉變為監察委員會的調查職能了。隨著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推進，檢察機關在審前程序中的作用特別是引導偵查取證迫切需要加強，捕訴分離削弱了負責審查逮捕的檢察官提升專業化水準和引導偵查取證的動力。

 

司法責任制改革后，檢察官個人責任加重且終身負責，為捕訴合一提供了必要的機制和主體條件。要實現檢察工作全面、協調、充分發展，必須加強檢察一體化和檢察專業化，改革檢察權力運行方式、改革內設機構，突破捕訴分離的局限，按照案件類型重建專業化的刑事辦案機構，統一行使審查逮捕、審查起訴、補充偵查、出庭支持公訴、刑事訴訟監督等職能。推行捕訴一體化是適應檢察權結構調整，強化檢察一體化和專業化的需要，是新一輪檢察機關內設機構改革的基石。

 

記者：推行捕訴一體化對于提高辦案質量和效率有什么作用？

 

謝鵬程：推行司法責任制改革以來，有些案多人少矛盾比較突出的基層檢察機關就已實行了捕訴一體化。從提升辦案質量來說，實行捕訴一體化后，批捕和起訴由同一個檢察官或者同一個辦案組承擔，批捕時不僅能夠全面把握批捕標準，不當捕就不捕，而且關注捕后訴不訴得出、判不判得下，會主動引導偵查取證，不僅有助于提升批捕質量，而且有助于提升起訴質量。

 

從辦案效率來看，實行捕訴分離時需要由兩個檢察官或者辦案組分別審查案卷材料、熟悉案情。實行捕訴一體化后，由同一個檢察官或者辦案組審查案件，避免了重復勞動，而且因持續關注同一案件，對案情的認識更加深入和細致。這是許多基層檢察機關主動實行捕訴一體化的主要動力。

 

 

記者：有人擔心捕訴一體化會削弱批捕的中立性，不利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權。

 

謝鵬程：批捕的基本價值是保障訴訟順利進行和保障人權，兩項價值不可偏廢，應當保持動態平衡。強調批捕主體的中立性，是為了更好地實現上述兩項價值。

 

從世界范圍來看，大致有偵訴分立和偵訴一體(即檢警一體)兩種司法體制。在偵訴一體司法體制中，羈押決定權由中立的法官行使更有助于保障人權；在偵訴分立體制中，羈押決定權由檢察機關行使，不僅可以實現保障人權的價值，而且有助于實現保障訴訟順利進行的價值。

 

我國檢察機關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在刑事訴訟中負有批捕、起訴和訴訟監督等職責，為保證起訴質量和訴訟順利進行，必須嚴格把握批捕標準，不然要承擔輕判甚至判無罪的風險。

 

記者：有觀點認為，捕訴一體化取消批捕與起訴之間的互相監督和制約，降低了檢察機關的辦案質量，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謝鵬程：坦率地說，實行捕訴一體化確實弱化了檢察機關內部監督制約，但是外部監督制約是有效的，而且是更加有力的。該捕不批捕的，偵查機關會申請檢察機關復議復核，啟動檢察長裁決機制；不該捕而批捕的，審判機關會判處有期徒刑以下刑罰或者判無罪。這兩個機關的監督制約力度都超過內部監督制約，對辦案質量的保障更加有效。

 

記者：有觀點認為，捕訴一體化可能導致檢察官用起訴的證據標準要求偵查機關，激化檢警矛盾。會這樣嗎？

 

謝鵬程：捕訴一體化只是辦案主體的統一，并不是兩個辦案環節的合一，也不是批捕與起訴的證據標準的合一。刑事訴訟法針對批捕和起訴兩個階段的不同情況，對證據標準作出不同規定。批捕的證據標準很低，即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而起訴的證據標準很高，即證據確實、充分。如果用起訴的證據標準批捕，那么大多數該捕的案件都不可能批捕了。這樣做，必然造成打擊犯罪不力，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檢察機關將難以承受社會壓力和政治壓力之重。

 

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不可能如此違反刑事訴訟法和刑事政策。捕訴主體統一可能導致檢察官在批捕階段就開始關注案件的起訴，在批捕的同時可能開列比較詳細的待查證據清單，督促和引導偵查，從而更好地發揮偵查監督的職能作用。

 

 

記者：捕訴一體化后，律師辯護的機會由兩次變成一次，難度可能加大，是否不利于辯護權的行使？

 

謝鵬程：捕訴一體化后兩個訴訟階段和訴訟環節都沒有變化，因而辯護機會還是兩次而不是一次。在批捕階段和起訴階段，辯護的重點和目標是不同的。在批捕階段，辯護的重點主要是羈押必要性，在起訴階段，辯護重點是有罪無罪或者罪輕罪重。至于是不是存在兩個檢察官有一個可能容易被說服，從概率論來講，兩個檢察官中有一個不容易被說服的概率是一樣大，而且分布在批捕和起訴環節的概率也是一樣大。總體上看，檢察官被說服的概率一樣。

 

記者：捕訴一體化會不會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

 

謝鵬程：由同一個檢察官或者辦案組審查批捕和審查起訴，對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和合法權益都是有利的。在批捕階段，對于不夠逮捕條件的，不會勉強批捕，因為檢察官還要考慮后續的起訴和審判結果。對于判無罪風險較大的案件，檢察官一般不會起訴，因為捕后不訴的消極影響小于捕后判無罪，外部制約作用大于內部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