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蘇首次公開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員信息”的新聞在網上刷屏，網民紛紛跟帖點贊，表示“干得漂亮”“務必全國推廣”。除了江蘇淮陰，浙江慈溪、上海閔行也出臺過類似做法，這一制度具體如何執行？能否在更大范圍推廣？是否侵犯隱私權？記者就此展開了采訪。

    公開性侵案犯實名 讓施害者無處遁形

    12月1日，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法院對4起涉嫌強奸、猥褻未成年人案件進行集中宣判，被告人不僅領到了刑期，還將被公開個人信息，并被禁止從事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的工作。

    根據淮陰區政法委、檢察院、法院、公安局、司法局、教育局等9家單位近日發布的相關文件，除非作案時不滿18周歲或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下刑罰，所有性侵害未成年人的嚴重刑事犯罪人員，自刑事判決生效之日起一個月內，都將被公開個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證號、照片、年齡、性別和案由。公眾可通過公檢法司門戶網站、微信公眾號、微博等渠道查詢。

    淮陰區檢察院副檢察長鄭冰介紹，被公開信息人員在刑滿釋放后或緩刑、假釋考驗期間，還不得在淮陰區從事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的工作。檢察院會在起訴時提出禁制令量刑建議，法院判決時決定采納。學校、幼兒園、婦科及兒科醫院、保安公司、物業公司、動物園等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的機構，應當在招聘時查詢司法機關網站。

    “我們將通過口頭糾正，制發糾正違法通知書、檢察建議書等形式，對有關單位進行法律監督。”鄭冰表示，如發現違規招聘，除要求用人單位立即無條件辭退此類人員，檢察機關還將要求公安機關對其予以行政處罰；情節嚴重的，將依照刑法第313條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追究刑事責任。

    性侵兒童有累犯性 一些地方探索應對

    心理學研究認為，性侵兒童犯罪矯治難度大，再犯率較高。據鄭冰介紹，犯猥褻兒童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的張某某，曾多次因強奸入獄；而另一名犯罪人員齊某某，也曾多次利用送外賣之機猥褻未成年人。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僅隱蔽，還具有重復性、累犯性等特點。”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宋英輝說。

    出于對未成年人保護的關注，江蘇此舉被網民大量轉發和熱議。網友“Lucky”說：“他的三年，卻是孩子的一輩子……”網友“紅石渣渣233”說：“保護好受害者，讓施害者無處遁形。”

    蘇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珊珊認為，公開性犯罪者個人信息，將其置于社區監管之下，能夠提高其再次犯罪的成本，降低再犯可能。

    記者梳理發現，除江蘇淮陰外，浙江慈溪、上海閔行分別于2016年6月、2017年8月出臺過涉性犯罪人員的信息公開或從業限制措施。

    浙江慈溪依據刑罰、犯罪情節、是否再犯、是否為性變態心理等因素，將犯罪人員信息公開期限分為五年和終身；上海并不將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的信息直接公開，而是要求密切接觸兒童的行業在招聘人員時必須查詢其是否有性侵害違法犯罪記錄，通過輸入姓名和身份證件號碼，由系統答復此人是否在黑名單庫里。

    但上述地方的探索曾引起媒體討論，是否侵犯了犯罪人員的隱私權？是否妨礙刑滿釋放人員回歸社會？

    權益與權利沖突 信息公開如何把握

    有法律界專家表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員信息公開與否，實質是未成年人權益和犯罪人員權利沖突之間的衡量。

    針對是否侵犯犯罪人員隱私權，中華女子學院法律系副教授張榮麗說：“從法律性質上講，犯罪信息不屬于犯罪人員隱私權范疇，屬于需要被監管和合理使用的公共信息范疇，國家對這些信息的采集和公開均不構成對犯罪人員隱私權的非法侵犯。”

    但也有專家認為，犯罪人員信息公開還包括了不包含在判決書中的照片、身高等信息。當前，公開犯罪人員信息還缺乏上位法依據，“如果一項制度涉及到對其中一方不利，它的設置必須要有法律依據。”

    “我個人支持加強立法論證，并在更高層面上推廣，有利于協調更多公共部門參與配套制度的設計。”陳珊珊說。

    從全球來看，一些國家已實行相關的公開制度。華東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苗偉明介紹，盡管公開性犯罪人員信息一直有爭議，但美國等非常重視隱私權保護的國家卻沒有放棄此項制度，其他一些國家如韓國等也已實行信息公開制度。

    專家建議，目前應對信息公開的范圍、內容、途徑及程序加強論證和完善，提高分級分類措施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對性犯罪者的人身危險性（再犯可能性）評估分級、區別對待；保障與犯罪人員相關人員如父母、配偶、子女等的權利免受侵犯；并完善登記制度等相關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