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境與資源經濟學家協會第一屆學術年會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

   8月24-26日，中國環境與資源經濟學家協會（Chinese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sts, CAERE）第一屆學術年會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

   本屆學術年會包含14個全會報告、60個分會發言和一個學術圓桌，涉及綠色發展和綠色增長、環境污染控制、自然資源保護、環境與健康、氣候變化、交通和城市化、能源和水、環境法規和執法、資源環境稅收和交易、環境經濟價值評估和資源核算等環境與資源經濟學的幾乎所有領域。

   本屆學術年會由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主辦，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等41所國內大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環境規劃院等17個國內研究機構和組織，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5所港澳臺地區大學和研究機構，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等10所國外大學，世界銀行、世界自然基金會等6所國際研究機構和國際組織的170多名專家學者、教授和學生參加了會議。

   25日上午，CAERE第一屆學術年會正式開幕。開幕式由CAERE主席、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教授王華主持。他首先介紹了CAERE成立的背景以及本屆學術年會的目標，他表示，由環球中國環境專家協會（PACE）組織的華人環境與資源經濟學家夏令營相繼在2006年青島、2009年昆明、2011年杭州、2013年大連、2015年南京舉辦之后，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美國康奈爾大學、美國杜克大學、美國密切根州立大學、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加拿大修波若克大學等國內外知名大學的20多位華人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教授聯合發起，于2015年12月在香港注冊成立CAERE中國環境與資源經濟學家協會。同美國和歐洲同行協會（AERE、EAERE）相對應，CAERE是一個純學術性的非盈利專業組織，它的宗旨是促進環境、生態、資源經濟學領域學術交流和國際合作。本屆年會將秉承前期夏令營論文點評和學術講座相結合的傳統，結合發展中國家環境經濟研究特點和國際學術交流模式，以最大化學術交流效果，改善學術論文質量，提高學術研究水平，促進國際國內合作。

   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常務副書記張建明代表中國人民大學對到場的來賓表示歡迎。他指出，中國經濟的起步和騰飛得益于經濟全球化進程迅猛發展所帶來的機遇，同時全球化所帶來的環境問題也是我們面臨的共同問題與挑戰。如何運用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解決目前所面臨的資源與環境問題，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重大課題，這也是本次年會召開的意義所在，他還充分肯定了發起和主辦這次會議的重要價值，并預祝本次學術年會取得成功。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Dale Whittington、世界銀行發展研究部可持續發展研究主管Mike Toman、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環境經濟分會秘書長葛察忠分別致賀辭。

Dale Whittington表示，面對各種各樣的環境、生態問題，網絡交流與合作能夠提供更多的靈感和思路，集思廣益的方式讓我們能夠更聰明的解決環境問題，他鼓勵專家學者們進一步加強環境資源政策研究領域的合作交流。

   Mike Toman在致辭中強調了經濟學在解決資源、環境與生態問題的重要性，并指出CAERE為大家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來共同探討這些重要的問題。他高度肯定了舉辦本次學術交流年會對于增進環境資源經濟學研究領域學術交流的重要意義。

   葛察忠強調，國際已有的環境經濟政策在中國都能找得到實踐，但很多政策制定的科學性、合理性仍有待加強，這些問題的解決離不開環境經濟領域的交流合作與學術探討。他代表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環境經濟學分會祝福CAERE的成立與第一屆學術年會的召開。

   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中方首席顧問、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應邀作大會主旨演講。劉世錦就我國綠色發展的歷程、如何看待綠色發展、如何進行生態資本核算以促進綠色發展的落地、以及大都市圈加快發展的進程中如何使大都市圈成為綠色發展的引領者，促進綠色城鎮化等問題作了發言。他提出，現在需要重大的思路調整，綠色發展不僅僅是一個環境問題，更是逐漸內化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層面，成為新的發展方式。

   年會特邀臺灣綜合研究院教授黃宗煌、俄勒岡州立大學教授吳俊杰、天津大學教授張中祥、北京大學教授徐晉濤與會作報告，特邀報告由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CAERE理事張世秋主持。

   黃宗煌在報告中總結了臺灣CGE模型研究在經濟、能源、環境、社會領域已取得的成果，同時也探討了在壓力之下、技術與社會變革當中如何通過CGE模型等定量的方式重新建構、模擬、解析人類不同行為方式對社會經濟的影響。當面臨現階段的人口變遷、產業結構變化、綠色轉型、風險和不確定性、能源價格變動、宏觀金融等問題時，新的因素會對模型可信度和結果產生影響。這些因素和新形勢的出現要求我們使用CGE模型對政策、戰略進行分析和評估時，拓展新的研究思路。

   吳俊杰在報告中探討了流動性、集聚經濟和環境政策的有效性。他指出了企業和人口的流動性對于環境的影響以及對環境政策有效性的影響。同時，吳俊杰還在報告中討論了集聚經濟的來源、經濟影響以及環境影響。他表示，集聚經濟促進了更快的經濟發展速度，同時促進了擴散和回流效應，因此可能會影響經濟活動的環境排放和環境規制的有效性。但目前環境經濟學在這個領域的研究還很少，城市經濟學和環境經濟學之間的聯系對于研究和問題解決是非常重要的。

   張中祥在報告中展示并闡釋了碳泄露的來源、泄露路徑以及未來的政策選擇對全球貿易政策等的啟發。他指出，削減二氧化碳影響能源成本進而影響貿易成本，從而導致競爭力的變化，巴黎協定各國作出承諾的嚴謹程度不一樣，因此對貿易競爭性和成本影響也不一樣。同時，他還討論了CDM、基于產出的配額分配以及邊際碳調節等解決碳泄露的措施，并探討了基于產出的配額分配和邊際碳調節的有效性問題。

   徐晉濤基于北京市空氣污染治理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回顧了過去四年間我國空氣質量變化情況，并探討了北京市空氣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他認為北京當地的工業污染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本地排放源、特別是交通源的貢獻可能被低估。同時，區域傳輸的貢獻也需要更為科學的評估。徐晉濤指出，應該建立科學的環境政策設計體系，建議北京市加強對交通源的污染控制，出臺擁堵費等經濟政策，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找到平衡。

   本次大會設置的八個平行分會場分別于25日下午、26日上午舉行，來自國內外多所科研單位的專家學者們分別圍繞各分會場會議主題展開討論。

   25日晚上，環境學院舉辦學術餐會，由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吳健主持，環保部環境規劃院王金南、中國人民大學石敏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周宏春、世界自然基金會胡濤以及能源基金會鄒驥分別作了發言。他們回顧了環境與資源經濟學在中國成長發展的歷程，分享了各自關于中國面對哪些重大研究問題，如何更有創造性地開展中國的環境和資源經濟學研究，如何服務于解決中國環境、資源、生態問題的政策實踐等方面的認識和理解，激起與會研究人員的共鳴和討論。

   8月26日下午，CAERE中國環境與資源經濟學家協會第一屆學術年會舉辦特邀講座及學術圓桌討論。特邀講座由CAERE 秘書長、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徐袁主持。會議特邀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Dale Whittington、世界銀行Mike Toman、美國塔夫斯大學Ujjayant Chakravorty以及世界銀行Susmita Dasgupta發表學術演講。

   Dale Whittington對市政供水部門采用社會規范信息處理（SNIT）和提高價格兩種不同方法時的成本效益進行了分析對比。Dale Whittington首先闡釋了 “提供社會規范信息”的概念內涵，即在不提高價格的情況下，通過在消費者的賬單中提供其鄰居使用水/電的數據，來促使家庭用戶減少水、電等資源的使用量。他在演講中對SNIT的政策原理進行了闡釋，對SNITS政策的福利影響以及成本、收益影響進行了核算。他還對提高價格這一方法的成本和收益進行了分析，并與SNIT方法進行了對比。Whittington在演講的最后總結了其研究得到的最終結論，SNIT的成本和收益情況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地理分布，在分析特定情景時必須仔細考慮其帶來的收益是否會超過成本。他認為，SNIT在很多時候并不能替代水價改革，相比SNIT而言，價格信號能夠對減少水資源使用提供更持久的激勵。

   Mike Toman在演講中探討了綠色增長、經濟和政策的相關問題。Toman首先對綠色增長的概念內涵進行了闡釋，并在演講中探討了兩個關鍵的問題：可持續增長的長期經濟表現如何，能夠增長到什么程度；以及綠色發展的進程在未來將怎樣發展變化。Toman提出應從自然資源的邊際生產力、自然資本再生速度，以及自然資本耗減對生產力和福利的影響這些角度來分析和思考，從而采取措施對自然資源進行更有效的管理。同時，Toman還提到了時間偏好的可持續性和跨期效率等問題。他還在報告中討論了進行可持續的環境和自然資源管理的經濟手段。他提出，非排他性、補貼的消極影響和環境公共服務難以有效定價都是導致自然資源過度耗竭的原因，一些非環境的政策也會造成自然資源的低效利用，阻礙了綠色技術的創新和應用。除了環境政策之外，還需要其他的政策改革來促進綠色技術的使用和發展。盡管綠色增長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但短期內仍面臨很多挑戰。目前更廣泛的綠色增長政策的實證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關于引進環境可持續技術的具體措施的利弊也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Ujjayant Chakravorty在演講中展示了他對印度農村的森林覆蓋和薪柴市場的研究成果。他提到，目前尚沒有研究來探索森林資源可獲取程度對家庭出售和購買薪柴行為的影響。通過使用IHDS和NSS的數據建立模型，Chakravorty研究了家庭去森林所需要的路程時間對其收集薪柴的時間及薪柴買賣量的影響。研究發現當地森林覆蓋和去森林需要的路程時間之間有著很強的相關性。更長的路程時間導致人們收集薪柴的時間更長，同時售賣更多的薪柴，但減少了其薪柴的購買量。與此同時，家庭薪柴消費量并沒有明顯的變化。Chakravorty認為，森林砍伐改變了人們獲取森林資源的行為，距離森林更遠的家庭往往收集和售賣更多的薪柴。薪柴的稀缺導致人們增加了薪柴的收集。成本效應和價格效應均會導致這一結果。在演講最后，Chakravorty總結到，資源的稀缺會增加人們對于資源的開采，從而使得資源更加稀缺。

   Susmita Dasgupta在演講中展示了她在探索如何減少修路對熱帶森林地區的生態破壞方面的實證研究。她提出，傳統的熱帶森林保護管理方式存在著一定的問題——人們對于經濟和生態資源的空間異質特性缺乏足夠認識，同時由于關鍵的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信息的有限性，評估發展和保護目標之間的權衡時，往往由于信息的匱乏而受到阻礙。因此，Dasgupta的研究希望能夠在道路等基礎設施規劃中，有效評估發展與保護之間的權衡，識別出生態脆弱地區以及廊道，為道路開發改造項目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通過建立熱帶森林的空間面板數據庫，Dasgupta使用空間回歸模型研究了玻利維亞、喀麥隆和緬甸的熱帶森林道路修繕項目和森林砍伐之間關系，并對單個的道路廊道進行了生態風險評級，從而為生態敏感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提供有效信息。Dasgupta總結到，在農村發展中，必然會有道路改造項目。因此，識別出生態敏感的地區和道路廊道能夠幫助我們在有限的預算下，引導道路改造項目最大程度地減少其造成的多樣性損失。同時，也能夠為我們在生態脆弱的道路廊道和周圍地區采用適當的保護措施提供有效建議。

   在四位嘉賓的演講后，與會專家、學者們就報告內容展開了討論。

   26日下午的特邀講座結束后，本屆學術年會進入最后的學術圓桌會議與閉幕式，由CAERE主席、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王華主持。北京大學教授張世秋、昆山杜克大學教授張俊杰、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徐袁以及濟南大學教授廖顯春作為圓桌會議嘉賓，圍繞環境、資源、生態研究領域重大的研究問題、研究理論和方法創新、以及CAERE協會未來發展等問題展開了討論和分享。

   王華首先總結了本屆大會，并肯定了這次CAERE年會對我國環境、資源、生態研究領域交流合作的重要意義。本次年會的成果超過預期，通過匯集國內外多所科研院所、研究機構和NGO的專家學者以及政策制定者，為學者們提供了充足的發言機會來展示自己的研究，聽取其他研究者們的建議，為大家提供了不同的思想碰撞和交流，讓該領域的研究者們能夠對政策、社會需求加深了解，與會專家們的發言和研究分享，為大家在開展研究時提供了更多的思考角度和靈感。

   王華認為，中國的環境、社會和經濟發展狀況對中國學者開展學術研究具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呼吁學者們的研究不要被固有模式所限制，很多理論的邊界條件在中國是不一樣的，因此我們在研究中應該有進一步的探索和創新。同時，他也提到對于研究領域和主題的選擇，研究者們應該將個人興趣、擅長和社會需要結合起來，從而貢獻出更多具有學術價值的成果。

   張俊杰在發言中首先肯定了本次大會中青年學者們呈現出的規范的研究訓練和研究水平，并對研究者們提出了幾點建議。他建議研究者們找準研究的重點，在選題過程中避免話題扎堆，找到自己獨特的領域。張俊杰還分享了自己探索學術研究領域的經歷，并倡導研究者將政策制定者對實際問題的需求和學術研究相結合，做有價值和高水平的研究。

   徐袁在發言中提出，研究者們應該思考什么樣的問題是重要的，思考我們的研究對于學界的貢獻是什么，并希望我國環境、資源、生態研究領域的研究者們能夠立足于我國的實踐經驗發展出一個一般性的理論，來解決不同的問題，并能夠將中國的經驗和理論傳播出去，與世界分享。

   廖顯春在發言中分享了自己論文選題的經歷，并就如何將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綠色發展、綠色福利等主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思路。他鼓勵學者們在研究中開拓思路，并將研究與國家需求相結合，深度探索，從而貢獻更大的學術價值。

   張世秋分享了自己這次參加CAERE大會的感觸，她表示在這次會議當中看到青年學者們的研究和努力非常的高興，也肯定了本次大會建立的交流平臺對環境、資源、生態研究領域的重要貢獻。張世秋就如何區分真問題和偽問題、個人興趣和社會重大問題的結合、研究的機遇和挑戰、以及經濟快速發展、社會結構變化的局勢下，政府企業個體的行為偏好變化、資源的有效配置等問題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與會的其他學者、學生們也在圓桌討論環節分享了自己對于這次大會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