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寫《漢書》時曾被告私改國史 鋃鐺入獄

孫家洲，男，漢族，山東人，1955 年生。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漢唐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主要研究方向為先秦秦漢史、思想文化史。

讀史明智。貴陽國學大講堂繼邀請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副院長楊華教授講《史記》、復旦大學郭曉東教授講《春秋》后，7月19日邀約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院長孫家洲教授主講另一部重要史書，班固的《漢書》。

“一方面，《漢書》作為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是后世歷朝正史的楷模;一方面，《漢書》文辭古奧，連漢代經學大師馬融都不能完全看懂。與此同時，《漢書》和《史記》兩部史學大著孰優孰劣，自古便成為一段學術公案。”孫家洲教授說。在講堂上，孫教授就《漢書》究竟是一部什么樣的書、怎樣讀《漢書》、《漢書》與《史記》的異同等問題，進行了詳細的介紹。

四位學者接力，歷時八十年修成《漢書》

孫教授首先講述了一個和《漢書》有關的故事。北宋詩人蘇舜欽住在岳父杜衍家中時，每晚都要飲酒一斗。杜衍很奇怪女婿一晚怎能喝這么多酒，就派人暗中觀察。原來，蘇舜欽每晚在讀《漢書》，讀到會意興起處便飲酒為樂。這就是有名的“漢書佐酒”的故事，充分表明了《漢書》一書的魅力。

“《漢書》這部與《史記》齊名的史書，作者署名是班固，但其成書過程與‘班門四杰’有關系。”孫教授說。“班門四杰”是指班固的父親班彪，班固的弟弟班超、妹妹班昭。

原來，班彪在東漢光武帝時任望都長吏，專心于歷史古籍。他認為司馬遷的《史記》只寫到漢武帝太初年間，便下決心續寫漢武帝以后的歷史。他廣采逸事，旁觀舊文，作《史記后傳》六十五篇以續《史記》。后來，班固在父親《史記后傳》的基礎上，斷代為史撰成《漢書》。“班彪續作的一部分，可以說是以《漢書》的組成部分而流傳下來了。由于班固沒有注明哪一部分采自《后傳》，還被譏貶為‘剽竊父史’。”孫家洲教授說。

但班固在撰寫《漢書》的過程中，有人上疏皇帝，控告班固私改國史，致使班固鋃鐺入獄。弟弟班超趕赴京師為哥哥辯護，不僅使班固解除了牢獄之災，班固還獲得了皇帝的賞識，得以繼續完成《漢書》的編著工作。

后來，班固因卷入宮廷斗爭下獄而死。“此時《漢書》大體完成，但其中的篇章‘八表’與《天文志》未曾定稿。故《班昭傳》記載，妹妹班昭受命補寫為完成稿。但只完成了‘八表’，《天文志》由大儒家馬融的兄弟馬續完成。”孫教授說，古人所謂的“馬《志》、昭《表》”之說由此而來。

孫教授引用李宗侗先生的說法總結《漢書》成書：“《漢書》之成，共經四人之手，即班彪、班固、班昭、馬續也。……《漢書》之作，始于西元三九年左右，下至西元一二〇年，歷八十年之久。”

《漢書》是后世歷朝正史的楷模

孫教授說，在中國史學傳統中，《漢書》的位置尤為重要。“《漢書》有12本紀、8表、10志、70列傳，共100篇。后人劃為120卷。從‘本紀’、‘列傳’的內容看，《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但從其中的10志來講，又是貫通古今典章制度和經濟文化的通史，成為后世人編修通典、通志、通考的良好開端，《漢書》是后世歷朝正史的楷模。”

“特別是班固首創的《地理志》和《藝文志》，有著更高的價值和深遠的影響。”接下來，孫教授作了詳細的闡釋——

“《漢書·地理志》詳盡地記述了夏、商、周、戰國、秦漢以來的疆域封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勢風俗，實是中國第一部有關文獻掌故的歷史地理專志。而且，在正史中專列《地理志》是從班固的《漢書·地理志》開始的，后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志遵奉了班固的做法。這樣就為我們今天保留了豐富的地理資料，為研究中國古代地理學史及古代的社會、文化史提供了重要條件。

《漢書·藝文志》以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為分類，共收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且對先秦學術思想之源流與演變、優缺是非都作了簡要的介紹。該書既是圖書目錄，又是學術史略，給后人研究古代學問架起了橋梁，歷來受到古今中外學者的重視。清代史學家王鳴盛在評價《漢書·藝文志》時，引用金榜的一句話：‘不通《漢書·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藝文志》者，著述之門戶也。’”孫家洲說。

《史記》像李白，《漢書》似杜甫

“在體例上，《漢書》對《史記》有沿襲也有變化;在內容上，《漢書》的前半部分是從《史記》中搬來的，并做了一些補充修改和剪裁編排。”孫家洲教授說，比較《史記》與《漢書》、司馬遷與班固的異同與高低，歷史上有一段著名的學術公案，史稱“班馬異同”，也可以稱之為“史漢優劣”。

孫教授說，“班馬異同”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對“通史”與“斷代史”體例優劣的比較與分析，自古學者見仁見智。“新儒家”學者徐復觀先生曾對《史記》《漢書》兩書的體例和文字一一列目比較，使人們在全面比較中能夠清晰地看出馬、班不同的旨趣和不同的風格。結論是：司馬遷的文體疏朗跌宕，富于變化，文句的組成較為圓滿，篇章的結構線索分明，照應周密;班固的文體較為質重簡樸，缺少變化，結構的線索不甚分明，文字較《史記》為古奧;在敘事上，司馬遷較精確而能盡量保存歷史形象生動的原貌;而班固漸流于空洞，對人物漸流于抽象化。但《漢書》中有的傳也寫得很綿密。

“事實上，《史記》與《漢書》著述上的風格，宋代文學家楊萬里曾作過很形象的比喻：‘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孫教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