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向兵：變革內部治理結構 推進地方高校轉型

 　　作者劉向兵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教授，本文刊發于人民政協報2016年3月30日。

　　美國著名企業史學家錢德勒曾表示：“結構追隨戰略”。探討部分地方普通高校向應用型轉變問題，不能不高度重視內部治理結構變革這個關鍵因素。

　　2015年10月，教育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三部委聯合發布《引導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的指導意見》，提出“建立學校、地方、行業、企業和社區共同參與的合作辦學、合作治理機制”，“轉型高校可以與行業、企業實行共同組建教育集團，也可以與行業企業、產業集聚區共建共管二級學院。建立有地方、行業和用人單位參與的校、院理事會(董事會)制度、專業指導委員會制度，成員中來自于地方政府、行業、企業和社區的比例不低于50%”，這為應用型大學內部治理結構變革指明了方向。

　　不同于“學科邏輯”主導下傳統研究型大學的“教授治理”特征，應用型大學內部治理更崇尚“應用邏輯”，主張大學要更加多元開放，實現與行業、企業、地方、社區等外部力量的“合作治理”，傳統大學內部扎根于學科的“學者行會”力量與根植于科層管理的行政權力的邊界均需被打破、被重構，實現大學內部治理結構的“轉基因”。

　　第一，從“教授治學”走向“合作治學”，實現學校層面應用型學術治理體系的建構。

　　我們應當看到，應用型大學核心的問題是“學術”的概念更加寬泛了，既有傳統大學的“學術之學”，也有應用型大學的“應用之學”。要切實落實“合作治理”“合作治學”，確有必要建立有地方、行業和用人單位參與的學校理事會(董事會)制度、專業指導委員會制度。同時，考慮到我國高校的理事會(董事會)多為咨議機構，而專業指導委員會也多限于教學指導和學科建設，為更好地實現轉型目的，可以考慮成立學校層面的“學術治理委員會”。成員除學校的學術委員會成員外，應吸納部分有學術背景的行業領袖和企業家參與。

　　“學術治理委員會”研究的事項應包括三類：一是由教授主導的傳統教學與研究事項，二是行業、企業參與的教學與研究事項，三是由行業、企業主導的科研與合作事項。其中由教授主導的傳統教學和科研事項，應由大學學術委員會研究決策;而其他兩種需要行業、企業參與的事項，則可交由應用型大學的“學術治理委員會”決策部署。針對行業、企業在相關教學、科研等學術治理事項中的“代表性”和“利益相關度”，擬定不同的決策機制和議事規則，分配不同的決策權限，并賦予相應的責任與義務。

　　第二，從“泛行政化”走向“企業化”管理，實現全校行政管理體系的重構。

　　應用型高等教育的興起，迫切要求行政權力的行使更加科學有效，實現從“泛行政化”向“企業化”管理模式的轉型，建立具有市場導向、創業思維、使命聚焦、精干高效、協同開放特征的“企業化”管理模式。這樣的行政管理團隊，特別是大學的領導層應扮演“制度性企業家”的角色，與行業、企業、地方及社區保持密切互動和溝通，持續增加大學組織變革的動力，增強大學行政管理團隊的“市場嗅覺”。行政體系傳統的科層制也必須打破，形成“類企業”的扁平化組織結構，如一些高校將原有機構調整為戰略規劃部、人力資源部、校企合作部等，都有利于更好地實現應用型大學辦學理念和使命。

　　第三，從“教授治院”走向“合作治院”，實現基層學術組織的變革。

　　大學是“底部沉重”的組織，要實現全校或部分專業的應用型轉型，必須推進基層學術組織———學院或系的治理結構變革，方能凸顯基層學術組織的能動作用，激活學術心臟地帶。目前，一些地方大學在轉型中已開始探索二級學院“共建共管”的學院治理機制，拓展和深化行業、企業與地方政府參與治理的空間，如常熟理工學院的汽車工程學院等。還有的公辦高校與民營企業共建二級學院、特色學院，兼任學院董事長的企業家在學院辦學方向、課程設置、實習實訓等方面中發揮較大作用，也從單一主體的“教授治院”走向了多元主體的“合作治院”，如寧夏大學葡萄酒學院等。

　　上述三個方面，或能體現應用型大學內部治理結構的規律，形成因應轉型的內部治理結構變革的共同模式。同時，各個轉型高校在具體實踐中，還應根據各自的行業背景、區域產業、地方支持情況以及長期形成的辦學優勢來具體設計和實施，從而實現地方高校在應用型轉型中的百花齊放、百舸爭流，特色辦學、特色強校。